陶渊明
陶渊明,中国是中国文学史上堪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比肩的伟大诗人。陶渊明自己从来没有说过是哪里人,甚至也不说生于何时何地。于是,在陶渊明的出生年份上,就出现了公元365年、公元369年、公元372年等等多个版本。陶渊明的身世也成了难解之谜。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宜丰学者凌诚沛主持组建了“陶渊明始家宜丰”研究小组。前后经过近20年的调研考证,他们确认陶渊明于公元365年出生在今天的江西省宜丰县澄塘镇新安村的安成自然村。公元393年陶渊明时年29岁,与妻及子离开南山陶家坪。此后陶渊明一家在浔阳居住了24年。其间,陶渊明因王氏妻亡,继娶浔阳翟氏。公元416年,陶渊明52岁,与妻翟氏带幼子佟回到宜丰故里,修葺南山旧宅而居之,11年后,陶渊明卒于星子栗里,后归葬康乐县义钧乡之七里山即今宜丰澄塘镇的七里山。上述考证的结果,第一次给了陶渊明生平事迹一个清晰完整的印象。中国古代有不少因维护人格,保持气节而不食的故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

典故:不为五斗米折腰

身世

陶渊明,中国是中国文学史上堪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比肩的伟大诗人。陶渊明自己从来没有说过是哪里人,甚至也不说生于何时何地。于是,在陶渊明的出生年份上,就出现了公元365年、公元369年、公元372年等等多个版本。陶渊明的身世也成了难解之谜。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宜丰学者凌诚沛主持组建了陶渊明始家宜丰研究小组。前后经过近20年的调研考证,他们确认陶渊明于公元365年出生在今天的江西省宜丰县澄塘镇新安村的安成自然村。公元393年陶渊明时年29岁,与妻及子离开南山陶家坪。此后陶渊明一家在浔阳居住了24年。其间,陶渊明因王氏妻亡,继娶浔阳翟氏。公元416年,陶渊明52岁,与妻翟氏带幼子佟回到宜丰故里,修葺南山旧宅而居之,11年后,陶渊明卒于星子栗里,后归葬康乐县义钧乡之七里山即今宜丰澄塘镇的七里山。上述考证的结果,第一次给了陶渊明生平事迹一个清晰完整的印象。中国古代有不少因维护人格,保持气节而不食的故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

东晋后期的大诗人陶渊明,是名人之后,他的曾祖父是赫赫有名的东晋大司马。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于苍生”之志,可是,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年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

为了生存,陶渊明最初做过州里的小官,可由于看不惯官场上的那一套恶劣作风,不久便辞职回家了。后来,为了生活他还陆续做过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有一次,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陶渊明说: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就辞掉官职,回家去了。陶渊明当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他这次弃职而去,便永远脱离了官场。

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家境越来越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甚至连江州刺使送来的米和肉也坚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是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的。他原本可以活得舒适些,至少衣食不愁,但那要以付出人格和气节为代价。陶渊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获得了人格的尊严,写出了一代文风并流传百世的诗文。在为后人留下宝贵文学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因“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成为中国后代有志之士的楷模。

青少年时期(28岁以前)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过大司马,祖父、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但陶渊明的父亲死得早,渊明少年时,家运已衰落,“少而贫苦。”他自述:“自余为人,逢运之贪。箪瓢屡罄,絺綌冬陈。”(《自祭文》)但物质生活虽然贫乏,陶渊明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他学习儒家《六经》,学习《老子》、《庄子》,“猛志逸四海,鶱翮思远翥”,颇有“佐君立业”的政治抱负。而另一方面,匡庐山水和田园风景,也使他爱好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学仕时期(29-41岁)

晋代的门阀制度,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那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十分激烈的年代,陶渊明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29岁时他进入官场,当了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不堪吏职自解归家闲居。以后又先后几次出任小官,不仅无由施展济世抱负,而且于志意多所耻。最后一次为官是当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堪官场黑暗,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辞官归田。

归田时期(42-63岁)

陶渊明归田之后,即在家乡过着躬耕隐居的生活,并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亲自撰写《五柳先生传》这一著名的文章,用以明志。这使他改变了鄙视劳动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劳动的价值;也在与农民的共同劳动和交往中,对他们产生了亲切的感情。在他晚年,生活贫困,“老至更长饥”,但他不受“嗟来之食”,拒绝权贵的馈赠,表现出君子固穷的志气。

隐逸诗人

俗称五柳先生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

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来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

隐退原因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